腻来腻去

北京

奥运开幕的第二天，回到北京。
10日上午，按照一个月前的约定采访刘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专程从美国赶来看开幕式，问及他们的观感，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很壮观，扬眉吐气。
上午主要是扫描刘先生特意从美国带来的一些资料，拍摄一些实物。他非常认真地给我们讲解每一份资料的情况，每一件实物的来历。
下午开始的采访没有预想的顺利和精彩，本以为他会对着镜头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不成想刘先生在镜头前很紧张，两次叫停，要求重来。我决定先让刘太太上去讲几句，也许她的放松会帮助他的丈夫松弛下来。但这招数似乎不太灵，刘先生上来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镜头。我只好先开口，跟他聊，渐渐地，情况有了些改观，渐渐地，我终于不用再说什么了。
采访完，刘太太忽然很郑重地对我说，关于刘先生父亲的段落能不能让他重新讲一次，我问为什么，在我看来，那一段是刘先生讲得最好的部分，动情处刘先生还掉了泪。她说，他刚才太激动了，情绪有些失控。
我一下子明白了她的意思。刘先生在美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给有关方面提供专业咨询，而这样的人理性和冷静是第一位的。出于这种考虑，刘太太不希望刘先生在公众面前过多地表现出感性的一面。
11日，决定放下工作，给自己彻底放一天假。想见朋友，于是开始约人，那时，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在外地工作放假回乡的北京人。
第二天，终于见到了几位好久不见的朋友，一边吃饭我一边想，我似乎好久没有主动招呼大伙吃饭了，有多久，已经不记得了。
8月13日，出发，去我从未去过的东北。

从八月2日开始一直在到处跑，北京——广州——惠州——北京——哈尔滨，明天下午，又要收拾行装出发了，下一站：长春。
这两个月，在外地的时间和在北京的时间差不多，这辈子，我还从来没有像这两个月一样“在路上”过，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

广州（8月2日——9日）
上次到广州，是半个多月前，那次很兴奋：很好的采访对象，兴奋点四射的对话。当然，还有十二年后再到广州的感慨，时间带来了沧桑感，城市在变，镜子里的自己也在变。
又到了广州，还是住的同一家公寓，楼层高了一层，但房间的格局没有变，同行的人没变，忙碌的工作节奏没变。
头天晚上到广州，第二天下午就开始干活。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个操着一口东北话、年近九旬的老人，当年他随着四野从东北入关，一路来到了广州。老爷子的讲述是由故事、细节和粗话组成的，这让我和同事大呼过瘾，这才是我们要的，有故事才生动，有细节才真实，有粗话才性情。
老人的性情在谈到他死去的军长时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他一边哭着一边咒骂着杀害军长的人，我试图转移话题也没有用。
三个小时的采访一结束，同事就跟我说，可惜了，这老爷子再讲几个小时也没问题，他经历的事真多。我深有同感。事先，我曾让同事做了些调研，但老爷子没出过书，网上的信息少得可怜，时间又不允许我们预采，很多信息都是老爷子来了后才聊出来的。我不甘心，让同事再联系他，在我们离开广州前约时间再聊一次，同事联系后哭丧着脸对我说，老爷子接受采访后没两天就犯了牙疼病。
遗憾，也有点内疚。
不过，这次采访让我对十天后的东北之行充满了期待，东北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爽直的汉子。

汤泉
到广州前，老M就跟我建议，找个安静的地方，他和我们住一起，一起干活，我答应了他。
完成了对其他人的采访，8月5日上午，拉上老M，我们一起驱车两个多小时到了离广州一百多公里的汤泉。
汤泉是个度假村，位于惠州和博罗的交界处，这里有号称“岭南第一汤”的温泉。
这里的环境确实好，安静，房间巨大的窗户外，是低矮的山丘，满眼的绿色。走到门外，是满脸满怀的山风。
吃过午饭，休息片刻，开始干活，老M一气说了三个小时。8月6日，吃罢早饭，继续；吃罢午饭，老人午睡过后，继续；吃罢晚饭，再继续，一直说到了十一点多，这天老M，足足说了将近七个小时。8月7日，老人又说了六个小时。快说到最后的时候，老M问我：现在是下午还是晚上？他显然很累了，一个快七十九岁的老人啊。
我马上喊停，不说了，我怎么能这么折腾这位满头白发的可爱老头呢，尽管他从来都不喜欢别人把他当成老人。
我的疲劳感其实比老人还早来了一天。8月6日完成采访，已经将近午夜十二点了，回到房间，躺到床上，头疼欲裂，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死去一样。那一刻，忽然有点想家。
上好闹铃，等待睡梦，等待第二天的工作。
睡意没有让我失望，它很快袭来，带走了等待。
显然，我头疼的原因是缺觉，因为第二天一早，我又活了过来。
采访结束后，有一上午的空闲。两位同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睡懒觉。我和老M相约，去泡温泉。
上午温泉的池子里没有其他人，我和老M并肩而坐，让温润的泉水按摩我们的背部和腰部。我们两人都没有说话，各自想着心事。
我其实不是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就像我采访过的那些老人。这个时代让我兴奋的事情太少，看不惯的事情太多，需要去适应的事情太多。而钻进历史的小煤窑里去开采才是我最好的选择，才会让我兴奋，让我安静。
两次广州，和老M一起相处了十来天，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候。
“没事就给老M打个电话吧”他说，我点点头，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看着他走进了他住的军队大院。
（待续）

明天又要出远门了，而且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在外面的时间会比在北京多。
也就是说，在外的时间，比在家多。

一
不久前，采访了一位抗战时期的老飞行员。自有一番惊天动地的经历，不细说了。
说说采访前后左右的事情吧。
按照我们采访的惯例，要先对老人进行预采，预采的目的：一是与老人建立一种感情上的联系；一是看一下采访的环境——房间的大小、环境声、光线情况等。
走进老人家，我和同伴都吃了一惊：满满一屋子人。原来，老人听说我们要来，特意请来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
老人满头白发，高高的个子，腰板很直，一看当年就是个军人。八十七岁了，但身体还很健康。我们一进屋，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一口带着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语速很快，但字字都能送到我的耳朵里。
虽然老人的家看上去很简陋狭小，家具也很旧，屋子里甚至连沙发都没有。但墙上挂的东西却足以让这个家蓬荜生辉：老人当年穿着军服在P51前的留影，两枚美国颁发的勋章的照片，其中一枚是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只有执行战斗任务超过50次的飞行员才能得到，老人在美国洛克飞行学校通过考试的证书等等。
窗外，不时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因为离首都机场很近。我决定把采访安排在靠近东北三环的酒店里，对采访用的敏感的麦克风来说，飞机的声音是无法忍受的。
第二天一早，我和摄像小邢先到酒店布置房间、搭景，中间接到了海涛的短信——他负责去天竺接老爷子，他的短信说：老爷子、老爷子的老伴、儿子、保姆、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一共五个人。我对小邢说，看来老爷子比较喜欢兴师动众。
英雄的后代往往对父辈的事迹如数家珍，老爷子的儿子也不例外，说起父亲当年的情况，说起父亲战友的下落，这位大哥比他的父母都清楚。
采访中，老爷子的语速依然很快，原计划两天的采访，到第一天结束，就差不多完成了。老爷子的思维、记忆力都不差，更重要的是，在旁边，还有一位关键时刻会提醒的老伴。
老爷子的老伴比他小八岁，四川人。闲谈时，我发现老太太有很强的描述细节的能力，而且她还很大方地给我们讲了一个女孩爱上飞行员的故事——那又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于是我灵机一动，让老太太第二天给我们讲讲他们的故事。
老太太说，在镜头下讲可以，就不对着镜头说了。老爷子笑着说，她是不好意思，她老了，觉得自己不漂亮了，就不想上镜头了。老爷子接着说，我们俩人吵了一辈子的嘴。
老太太说，我是1945年认识他的，1951年和他结婚，认识了62年，结婚57年，一直再吵。
老太太最终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老爷子说，第二天我就不来了，我来了，她不好意思说。老太太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得来。
第二天一早，老两口一起出现了，同来的还有他们的儿子和保姆。老爷爷先做到了位子上，他有些话还没说完。
最后，老太太终于坐到了位子上，她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开讲了，讲得非常棒。

二

老M是我干电视采访以来最牛的采访对象，他是个作家，但我觉得，他的讲述比他的文字还要好。
关于他，我正在写一篇比较长的采访手记。因为职业要求，就不贴在这里了。
他写过一本书，讲述了他在QC监狱单独囚禁七年四个月零三天的经历。在令人绝望的境地里，他几次差点疯掉，但他没有破罐破摔，楞是把自己拉了回来。后来他成了对付寂寞的专家。直到出狱，他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判断力，还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现在，我采了他一半，还没说到监狱那段。但是，一个小人物在非人的环境下面临选择的艰难已经让我感到残酷了。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说违心的话害别人保全自己，还是坚持说实话面临厄运。说实在话，这问题搞得我很难受。
现在，我给老M的家里打电话经常找不到他。打他手机，不是在深圳、就是在佛山，要么就是在从化泡温泉。
丧失了自由将近八年，老M有资格跑来跑去，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三

前两天中午，和组里的人在一家饭馆吃饭。点菜时，小X问我，这里什么菜比较有特点，走的时候我想给我媳妇打个包，让她晚上吃。接着，他解释说，这些天我一直在外边跑，媳妇在家照顾孩子很辛苦，也没时间下饭馆。
以前，我是一个不负责点菜的人，现在成天在外面跑，有时候我会主动点菜，特别是我对菜品比较熟悉的菜系。这一次，我一下子失去了点菜的自信，因为我觉得这任务很重。
小X是我们团队的摄像，三十岁，很结实。初次见面，他的眼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目光中有点英气，还有点逼人。那时候，我以为他是个猛汉子。
果然，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他不是大学生：“我是跟师傅的”。后来我知道，他有两个师傅，一个是武术师傅，一个是摄像师傅。
小X的武术师傅比较狠，让他们这些学生去打黑拳并从中牟利。后来小X发现了师傅的动机，毅然离开了。
小X当年跟的摄像师傅一定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因为小X干起活来也很较真儿。前段时间在广州，某次采访，因为环境声总出问题，采访被迫一次次中断。我决定休息一会儿。安顿好采访嘉宾，我和他一起到阳台抽烟，“操，这是哪里在敲敲打打，什么时候才能停？”小X一遍一遍地说着这句话，他的焦急溢于言表。我的内心也很急，因为声音来自远处街道上的某家店铺，我们不可能勒令人家停止装修，而一次次的打断已经影响到了采访嘉宾的情绪。不过我还是拍了拍小X的肩膀，对他说：“别急，再等等，实在不行我们就明天再拍。”十分钟之后，声音终于彻底停止了，我也记住了他发自内心的焦急，那来自他对工作由衷的尊重，也来自他对采访嘉宾的由衷尊重。
小X的这种尊重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嘉宾来之前，他会主动烧好水，给嘉宾的杯子里放好茶叶；如果嘉宾是上午来，他会一大早就打开所有的门窗，让空气流通起来，驱散四个大老爷们头天晚上留下的烟味和汗味等等。我跟他半开玩笑：“你还真有眼力劲儿。”他说：“当年跟师傅，什么样的剧组没待过，干惯了。”小X真是没白跟他师傅。
也就是那时候，我发现了小X的细腻。一到广州，他就忙着打听酒店房间的电话，一会儿，房间电话铃声响起，他忙不迭地跑过去接，一边跑一边说，是我的电话。原来他把酒店电话用短信告诉给自己的老婆，老婆马上给他拨过电话来——是用自己家的电话给他拨过来的。
去广州一待就是半个多月，回京后，小X对我说，“张老师，我能休息两天么，马上又要回广州、去东北，我想在家陪陪老婆孩子。”我马上表示同意。对他的亲近感竟一下子增加了几分。
在说回几天前的那顿饭，最后小X终于选好了两样菜，结账的时候，他特意拿出六十六块。
“这两个菜我一定得单结”，说着他拿起了打好包的两样菜。

一

头几年沉溺于网络和各种社交活动，没有好好读书，现在想来很惭愧。
头几天试图回忆一下这几年曾经读过的书，却实在数不出几种。后来就自我解嘲：2006年，我至少读了七本以上的书，而且看得比别人认真，这七本书的书名我烂熟于心：《读库0600》、01、02、03、04、05、06；以此类推，2007年我的读书量也不会少于七本。
是做《读库》的审校救了我，让我还能在读书人中混。

二

2008年，我的读书量大增，不过看得大多数都是历史书，而且关于现当代的居多。现当代的历史书往往有一个特点：沉重。对了，还漏了一个特点，就是真假难辨。所以，看这样的书多了，人会经常望天，且喃喃自语，怀疑乎？否定乎？不知所云乎？
这样的表情多了，很有点吓人。吓人之余，终于吓到了自己。
有一天，看到同事手拿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我跑过去跟她说：“给我看看吧。”同事大吃一惊：“您难道跟时尚还有关系？”“不是，上边不是有好多美女么？我必须好好看看她们，我看的书上都是老爷爷老奶奶，有点看顶了。”
换眼、换脑，这大概是把我从历史拉回现实最好的方法。

三

听同事谈抑郁症，收获很多。
比如，我现在才搞清楚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最根本的区别：一个有处方权，一个没有。再比如，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判别是否真正是心理医生的最简单的标准：真正的心理医生是绝对不会出诊的，因为医生所处的环境很重要，也是治疗的工具。
再再比如，心理医生在治疗时，绝对不会把道德作为评判标准。假如你要去杀一个人，心理医生一定不会反对你，他会把一个表格交给你，上面列满了你杀人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然后让你对每个后果进行评估，你能承受的打对勾，不能承受的打叉子，拿不准的打问号。你当然可以算出最后的结果。好的心理医生一定不会为你做出选择，他甚至都不会给你建议。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和利害选择有关，和道德无关。我想这是心理医生要通过表格告诉你的。
每个人都会承受自己选择带来的最终结果，这和任何别人都无关。

我办公室的门口有一个厕所，被当成了杂物间，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盒和各种被遗忘的礼品。夏天来了，从杂物间里泛出了一股难闻的阴沟味道。那气味很呛，很戾，直接冲上我的脑门。
每天上班，要么跑到十六层、二十九层去躲避，要么把办公室的门关得严严的。
昨天，领导终于动员了几个小伙子，对厕所进行了彻底清理，腾走了里面的杂物，洗脸盆、马桶一一重见天日。打开水龙头，冲马桶、洗手盆，不一会儿，气味就下去了不少。估计用不了两天，我就又可以呼吸到无色无味的空气了。
想到了自己，其实心底也有很多龌龊和阴暗的想法，也曾让这种呛的气味冲上别人的脑门。
也得清走杂物，拿出来晾晾，也许散味会慢些，但终究会散去的。因为我知道这气味对人对己的伤害。
被戾气伤及的无辜，对不起了。

还是得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什么，平静时凡事比别人多想两分钟，不平静时比别人多想五分钟。

同事几年前得过严重的抑郁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最严重的那种”。几年来经过医生的治疗和自己的调整，好了。久病成医，现在他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一天，我们偶然聊起这个话题。我说，抑郁症现在似乎成了一种“社会病”，隔三差五就会碰上一个。他说，现在抑郁症在中国有被人夸大的趋势，很多人并不是真正得了抑郁症，而是处在一种抑郁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大多数是一种应激反应，比如亲人离去，比如严重的感情挫折等等。让抑郁状态消失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时间，二是通过一定的心理干预。而真正的抑郁症是非常痛苦的，同时也是像胃病、肝病一样无法通过自身调整治愈的，必须通过药物治疗才能解决，心理干预只是一种辅助治疗的手段。
因为被别人打断，我们的谈话匆匆结束了，但我的疑惑并没有消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意的夸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陷入和宣称自己陷入抑郁状态呢。
后来，和一位曾经在抑郁状态挣扎过的朋友又谈起了这个话题，当年她曾长时间地陷入一直非常封闭的状态，也曾大把大把地吃药片，但她现在承认自己当年只是处在一种抑郁状态，还不是真正的抑郁症。她同意抑郁症被夸大的现实，认为不排除一些人的宣称在潜意识里是在走悲情路线，以此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但她指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农村，在人们完全不知道抑郁症为何物的地方，却存在着很多真正的抑郁症，而这部分群体却没有人真正关注过。
话题就此打住，因为突然变得和医学或者科普没什么关系了，又成了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一向是艰难的，是最不该出现在饭桌之上的。事实上，不管我们探讨问题的起点多么轻松或者多么娱乐，一旦深入下去，真正的深入下去，就都会变成社会问题，变成和我们谈论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东西。这是我们身处此时此地的悲哀，也是大多数人宁愿在饭桌上只是你好我好泛泛而谈或者夸夸其谈的原因。
抑郁症病人大多都有一个完全封闭的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们在牛角尖构成的方阵上跳舞，不惜让锋利的牛角刺伤自己用来站立的双脚，然后再让它刺穿自己跪着的双膝，最后在匍匐中被牛角尖刺穿心脏。这是很多深度抑郁症患者的不幸。人命关天，所以对抑郁症再怎么夸大也都有其合理之处，这样才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才可以让病理或者心理医生们蜂拥而至。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把抑郁症当武器博取同情的人也是值得同情的，一个人到了不装病不足以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步，他在精神上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如果这种夸大的余晖能够照见广袤农村的一角，那么这种夸大就成了功德。
我知道，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再真诚也是虚伪的，因为这呐喊没有任何底气，就像上世纪胡适们写车夫一样，居高临下，苍白无力，充满了廉价的同情。
但连这廉价的同情我也不准备给“我们”的文化界，在我看来这是最不值得同情的一群“抑郁症”患者，文化界充满了圈子，每一个圈子都是一个封闭的完满的圆，没有比这个更符合抑郁症的病理特征的了。在封闭的空间里，我们可以自恋、自大、自艾、狂躁，可以做任何的夸大、陷入和宣称，可以给抑郁症做任何有趣的无趣的注脚。圈子外的世界和“我们”无关，贫穷富庶快乐悲伤都是“他们”的事，我们可以发牢骚，可以站着说话，可以不腰疼。但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相互取暖，换取安全的幻觉，守着一簇炉火，自生自灭。
几天前，逗弄公司阳台上的小乌龟，我把手放到它的壳上，乌龟很惊慌，明显地感到了危险，但它的反应是：把头和四肢都缩进坚硬的壳里，然后身体一动不动，把自己装成斑驳的石头。我想，此时它的心里话一定是：我安全了。
不知怎的，我在那一刻想到了我和“我们”。
从来没写过这样的东西，我想这注定是一次不成功的心理干预。文化界得的是真正的抑郁症，按我同事的说法，那只有药物才能解决。
独立思考、开放的心态和切实的行动，对文化界来说，没有比这更灵的药了。前者，给我们脊梁；中者，给我们胸怀；后者，给我们活力。